劉紀鵬：匯率之爭彰顯現代金融國家性

　　2008年以來，在美國遭遇持續的次貸危機中，中國始終與美國保持一致的積極的貨幣政策和寬松的財政政策，對困難中的美國不離不棄。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沒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卻跳上美國次貸的危機之船，坐擁1.48萬億之巨的美國國債、機構債和金融機構股權，不賣反買，與美國同舟共濟。

　　但這半年來，究竟是什么導致中美兩國利益沖突？其關鍵點何在？人民幣匯率應否升值無疑首當其沖。

　　貨幣戰爭是實實在在的

　　9月24日美國參議院籌款委員會通過了針對中國的對匯率操縱國進行超越WTO協定的報復草案，看來美國眾、參兩院通過這一報復草案以及奧巴馬總統簽署這一草案只是時間問題。

　　就中國來說，如果讓步，那將意味著什么？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匯率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從6.82：1上升到6.7：1。從絕對值上看，升值了0.12元，而從相對比率看，升值了1.76%。不要小看這0.12元，如果從目前中國外匯儲備高達2.45萬億美元的角度進行測算，這0.12元、1.76%的升值,不是個小數目。

　　現代貨幣戰爭歸根到底是對世界資源產品和服務定價權的爭奪。如果我們把加工制造業比作“陸軍”的話，那么現代金融服務業則是“空軍”，定價權就是“制空”權，它需要一支能夠適應現代經濟競爭的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隊伍。這是一支能打“超限戰”的特種部隊。要想打好世界經濟競爭中的“金融超限戰”，我們需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站到國際經濟危機之后國際經濟分工產業鏈的高端。

　　掌握金融戰爭的主動權

　　現代金融人才隊伍的形成，僅僅依靠去華爾街招聘是不夠的，我們要培養心明眼亮、又紅又專、能夠深刻感悟貨幣之戰的中國金融人才和現代金融人才隊伍。只有在人事和組織體系上完善了中國現代金融的人才隊伍，才能在具體問題的應對上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

　　今天的美國奧巴馬政府面對上臺前的承諾和11月份的中期選舉，要走出危機，就要在解決高失業問題和財政危機中找到出路。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1961億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順差是1434億美元，約占68%，而美國2009年貿易逆差是3800億美元，其中和中國發生的逆差為1434億，占美國逆差的38%，因此美國人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向美國的出口降低其貿易赤字，同時提高本國就業率是其手中十分有限的一張“牌”。而中國既有充足的資金，又有廣闊的內需市場；在外需市場上我們既可以在歐美發達國家拓展，又可以向我國的周邊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延伸。我們可出的牌很多，重要的是不要出錯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