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鼎（1827-1909）

　　孕育之功：強學書局早籌劃

　　創建一所大學，對于現在的國家來說，并非難事，而對于晚清政府來說，卻是舉步維艱，爭吵了十幾年，也沒建成。

　　早在1882年，曾出使過俄國的王之春在《廣學校篇》中指出：“西學規例極為詳備，國中男女老幼，無論貴賤，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歲皆入學……鄉塾之上有郡學院，再上有實學院，再進為仕學院，然后入大學院。”將近代大學的概念介紹到中國。隨后，薛福成、鄭觀應、胡熵棻等對于改革腐朽的教育模式、創建與世界接軌的近代教育體系多有論述，多次提倡。

　　甲午戰敗，喪權辱國，朝野震驚。創建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以拯救國家，成為志士仁人的共識之一。1896年2月，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上奏了《官書局章程》，提出了“藏書籍”、“刊書籍”等七項職責，其中，第四項就是“擬設學堂一所”。同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奏請推廣學校折》，進一步提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大學，選舉貢監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愿學者聽之。”在首都創建京師大學堂的宏偉藍圖，終于浮出了水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稱總署）根據上諭，對李端棻的奏折進行了議復，認為“該侍郎所請于京師建設大學堂，系為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旨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善辦理”。順勢一腳，將球踢給了孫家鼐。

　　孫家鼐（1827-1909），安徽壽州人（今壽縣），字燮臣，1859年奪得狀元，1878年與翁同龢等同為光緒帝師傅，1894年支持并參加強學會，時任禮部尚書、管理官書局大臣。翁同龢在《日記》中對其作了很高評價：“孫燮臣沉潛好學，服膺王陽明之書，立志高遠，凝厚而開張，余欲兄事之。”

　　接到總署踢過來的“皮球”，一向“最稱拘謹”、見事就謙讓的孫家鼐當即表示：“學堂……亦即官書局分內應辦之事。”他清醒地意識到“泰西各國……凌抗中朝，葷葷群才，取之宮中而皆備，非僅恃船堅炮利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于是，他迅速“與在局諸臣悉心籌議”，狠抓落實。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他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國陳舊的國學教育模式和華而不實的洋務學堂：“……中國京師建立學堂，為各國通商以來僅有之創舉，茍僅援引此官學、義學之例，師徒授受以經義帖括，獵取科名，亦復何裨大局？即如總署、同文館、各省廣方言館之式，斤斤于語言文字，充其量不過得數十翻譯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學堂、江南制造局學堂及南北洋海軍武備各學堂，皆囿于一才一藝，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體，先厭華風，故辦理垂數十年，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盡也。此中國舊設之學堂，不能仿照辦理也。”

　　在此基礎上，他又以開拓創新、再造人文的博大氣派，提出了全新設想。在辦學宗旨上，他認為：“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在校園建設上，他以妙筆勾畫了一幅現代大學才有的愿景：“先建大學堂一區……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種樹蒔花，以備日后擴充建設藏書樓、博物院之用。”在學科設置上，他坦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在教學管理上，他建議：“大學堂內應延聘中、西總教習各二人。”在學習激勵上，他破除了國家出資、學生免費求學的傳統做法，規定：“四小學之學生……考取入學，自備薪水，數年后中西各學俱通，升入大學堂，始給薪水，以示鼓勵。”

　　遺憾的是，守舊派以經費不足等為借口，將這些新舉措束之高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