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高溫權益”要有“硬度”，讓相關法規(guī)“帶電運行”。更進一步說，還要有政策“溫度”。高溫津貼調整不應該是靜態(tài)的，而應是動態(tài)的，建立并完善一套科學合理的調整機制。

　　進入6月，不少地區(qū)迎來夏季高溫期，高溫津貼也進入發(fā)放時間。記者注意到，目前全國至少已有28個省份明確了津貼發(fā)放標準。而本月，全國范圍內也將開展用人單位遵守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險法律法規(guī)情況專項檢查，高溫津貼發(fā)放情況被列入其中。

　　若不是媒體每年一度將其熱炒，也許大家都不知道，勞動者的“高溫權益”早在1960年就寫入了《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中。半個世紀多過去了，“暫行辦法”也從2012年起升級為“管理辦法”，但“高溫權益”落實得并不理想，以致有媒體戲稱之為“僵尸條文”。和許多法規(guī)得不到尊重一樣，“高溫權益”從紙面落到地面，同樣存在諸多瓶頸：法規(guī)比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執(zhí)法主體不明晰，監(jiān)管責任難落實；執(zhí)行與不執(zhí)行成本不成比例，用人單位消極對待；勞動者維權成本高、收益小，不敢或不愿與用人單位較真。

　　“熱政策”遭遇“冷執(zhí)行”，高溫津貼困境年復一年，國家行政法規(guī)得不到尊重，勞動者基本權益被懸空，實在不該。落實勞動者的“高溫權益”首先要有“硬度”，讓相關法規(guī)“帶電運行”。一是從法規(guī)本身著手。考慮推進高溫保護方面的專門立法，提升法律效力，同時清理整頓那些和現實脫節(jié)的法規(guī)，改變當前法規(guī)“碎片化”狀況；二是從行政力量著力。行政層面的勞動者“高溫權益”保護，涉及安監(jiān)、人社、衛(wèi)生、工會等多個職能部門，多頭管理難以克服低效痼疾，只有將管理責任具體落實到某一部門，專人負責才能改變投訴無門現象；三是依靠集體力量。由集體出面與用人單位協商解決，有助于提升維權效率；四是借助法律力量。法律是公眾維權的最后一道防線。然而，據北京一中院去年9月發(fā)布的統計數據表明，涉及高溫津貼等維權訴訟的勝訴率并不高，說明這條路并不好走。保證用人單位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相關法規(guī)，法律要有更大作為。

　　更進一步說，落實勞動者“高溫權益”有“硬度”，還要有政策“溫度”。目前來看，就算將法規(guī)落到實處，那一點高溫津貼多半也是“雞肋”。如廣東目前的高溫津貼標準為每人每月150元，這一標準從2007年開始至今都未調整。比較一下9年前后的物價水平，就知道這150元的意義有多大。近年來，已有一些地區(qū)對高溫津貼標準進行了調整，如陜西省的高溫津貼標準由原來的每人每天10元提高到25元。從善治角度，高溫津貼調整不應該是靜態(tài)的，調一次管十年八年，而應是動態(tài)的，建立并完善一套科學合理的調整機制，最好與工資、物價水平掛鉤，讓法規(guī)善意不打折扣。

　　炎炎夏日，酷暑難耐。每月一兩百元的高溫津貼，雖然不多，卻是國家對堅守在高溫環(huán)境下勞動者的體恤，體現出善意與溫度，各方都要重視起來。

　　本報特約評論員連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