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回歸歷史的本質，只是為了避免形成歷史的盲點。要了解到戰后臺灣對日本觀感的發展變化，就必須先要瞭解到戰后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1992年1月，美國與俄羅斯的學者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會議，原本演講臺上的列寧塑像被俄羅斯的國旗取而代之，可是卻被美國人發現，這面俄羅斯國旗竟被掛反了。這被掛反的國旗只是一個變化所顯示的跡象，代表著認同的標志產生了劇烈的變化。【5】令人深思的是在關于1945年時，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時，有一張歷史照片常常被人們引用。在這張照片中，原本是要用來紀念臺灣人民終于脫離日本的統治，迎接祖國的來到，但是照片中的“中華民國國旗”卻有著相同的命運，也是出現一幅被掛反的“國旗”。一個發生在冷戰后的俄羅斯，另一個發生在剛剛被國民黨政府接收的臺灣，兩則故事代表著相同變化所顯示的征象。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自然回到祖國的懷抱，飽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臺灣人，對于打敗日本的祖國，充滿憧憬的歡欣之情。戰后的臺灣一直到1947年期間，“去殖民化”與“祖國化”是當時臺灣最大的時代意義，反日以及對過去日本殖民文化和對歷史的反省與批評成為主要的潮流。【6】但就如同“國旗事件”一樣，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可以說是沿襲了日本總督對臺灣的殖民手段以及態度。相較于蔣氏政權在對于戰敗的日本人，采取了“以德報怨”的寬大態度，但是對于深受日本人迫害的臺灣人，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卻充滿深深地對臺灣人的不信任，更采取與日本人相同的手段治理臺灣。

　　很快臺灣人對于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從期待轉變成失望，相較于日本的異族高壓統治，自然對于國民黨的統治更充滿挫折與傷心。現在一般人常常批評日本與“臺獨”的淵源，但卻很少論及在1945年日本戰敗前，日本也是臺灣知識分子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聚集地。回顧這一段歷史，卻也相當諷刺，原本在日本殖民時代，為了反抗日本的高壓殖民手段，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向中國大陸。后來為了反抗蔣氏政權的威權統治，仍然一部分知識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向中國大陸。

　　探究臺灣人原本對于國民黨政府的期待漸轉變成為失望，這期間有個重要的分水嶺，也就是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場遺憾的悲劇，對臺灣人的傷害不僅是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傷害，更深層的影響則是對于當時臺灣人心理上的打擊。“二二八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多是當時活躍臺灣的菁英分子，其實也是原本最熱烈期待國民黨政府的臺灣人士。從期待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到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原本的反日知識分子被扣上背后受到日本與共產黨煽動的帽子。這也使得“二二八事件”一直存在在當今的臺灣政治文化中，有如徘徊的幽靈。

　　臺灣與韓國在對日情感的變化發展上，最大的不同點就在于戰后的臺灣存在著復雜的族群關系。1949年蔣介石喪失了對大陸的統治權而撤退到臺灣，臺灣在蔣介石的心理上不僅是過去曾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也是他最后賴以維持政權的反共基地，而臺灣的地位也從國共內戰的后方變成國共內戰的前線。撤退到臺灣的蔣介石為了確保國民黨政權的穩定，開始在臺灣進行去除日本殖民統治的痕跡，在學校教育以及政治思想宣傳上，政府與學校大力宣傳蔣介石在對日戰爭中的功績，使得這一代臺灣人成長的記憶中，對于日本入侵中國的歷史成為臺灣人主要的“對日記憶”。

　　相對于臺灣人的“對日記憶”只有日本入侵中國的歷史與蔣介石的功績之外，對于臺灣人曾經被日本統治的歷史記憶（包括前期的武裝抗日與后期的“皇民化”運動），在這段時期的記述幾乎是一片空白。到1987年前為止，臺灣社會上所出現有關評論日本的資料，其作者幾乎都是戰后來臺的外省人，而非受過日本殖民統治過的本省人。其內容也多是過去抗日的艱苦經驗，以及以“正統中國”的角度對待“中日關系”，某種程度上是延續了中日戰爭狀態下的對日記憶。【7】根據后來的調查，臺灣本省人口當時雖然占80%以上的比例，但是在自傳類的文學作品比例卻遠遠低于外省人占的比例。這段時期，受過日本統治的歷史成為臺灣人的原罪，也成為當時臺灣外省人劃分本省人的心結，這樣的氣氛彌漫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臺灣人血淚交織的抗日史，在反日教育中只字不提，臺灣人被迫記憶的是，抗日的英雄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則是被貼上日本共犯的標簽，這種標簽是壓在族群記憶中的大石。

　　在這一段的時期，由于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的治理方式承襲日本的殖民式統治，不只導致其后的省籍沖突，也使臺灣人的對日情感有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生活上、教育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與不被信任感，這種累積的不滿，使得臺灣人對日本的觀感是負面的印象。但是戰后臺灣在被殖民化式的統治中，以及被視為戰敵日本共犯的歧視中，臺灣人所產生心理上的幻滅，使得臺灣人在戰后將過去殖民者日本視為“惡”的這種想法，也因而逐漸轉變而成為一種與外省人區別的象征。【8】這個變化深深的影響到現今的“日臺關系”中，今日在闡述日臺關系的起源時，在追溯其起源時，這種心境上的轉變都是不能不提的重要因素。這種由“惡”的形象轉變為“有功”的變化，成為現今日本人在討論對臺灣認識時，也形成日本部分傳媒為過去殖民臺灣的惡行脫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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