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一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與形成是具有連貫性的性質存在，如果單單只以一個時間段的發展來論斷社會文化的成形，就會陷入主觀的批判與定義。當個人或是群體的認知陷入選擇的過程中時，同時也可能反映出某種曲解，而產生根深蒂固的認識。心理學家有時把集團間的緊張狀態和導致緊張集團間沖突的決定，歸因于個人的心理狀態，個人的心理狀態可以受到政治的影響，受歪曲的認知常常比準確的認知更容易嘩眾取寵。一般常常將臺灣的親日現狀解釋為日本皇民化的結果，以及歸罪于臺灣后來政治人物的大力渲染，以求“聯日制中”的政治選擇中。這已經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認知，自然直線式地產生相同的結論與定義。在現今的傳媒時代，就如同博爾丁指出如果意象是權勢者通過玩弄花招強加在大眾身上，那就大錯特錯，權勢者的意象只是大眾意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意向強加給他人【11】。與其說是領導者決定了臺灣人的對日情感，不如說是領導者的政策反射了臺灣人的對日觀感。

　　社會是由有意識、有訴求的無數社會成員接觸、磨合所推動的。而使得民間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12】。追溯臺灣人開始轉變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記憶，從負面的價值判斷逐漸轉變成為正面價值判斷的這一段過程中，可以知道是由于戰后國民黨政府無法妥善處理省籍情結的結果所導致，可是觸使這一變化產生新的架構時，卻是由于戰后臺灣與日本政治、經濟的需求才是最大的因素。1987年解嚴后，由于臺灣政治環境丕變，導致隨著臺灣在本土化的政治訴求下，政治上過度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價值評斷，這樣歧異的發展道路，幸而并未成為正統觀點，反而引起更多的質疑。經由這樣的批判與質疑的過程，使得臺灣人的對日觀感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反而更能夠區別出雙方的差異。

　　現今的社會，傳播媒介的進步與發達，使得有更多的議題有被討論的空間，以及被質疑與假設。在臺灣內部，過去由外省人所主導的對日觀已經被反駁，現今臺灣人的對日觀正在重新建構中，原本處于主流地位的對日觀感，也因為充滿過于悲情意識也正受到質疑。當臺灣人可以正式面對、整理過去的日本殖民歷史記憶的同時，筆者希望這樣的趨勢不要成為兩岸人民情感交流的隔閡，或者再次成為中國大陸人民劃分臺灣人的心結。（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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