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曾在一次校內(nèi)的小規(guī)模講座上引用陶淵明的《形影神贈答詩》來形容自己對人生的感悟：“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或許是對他自己既雄渾壯麗又顛沛流離的一生最好的總結(jié)。

　　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湯一介先生已經(jīng)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倒是他的夫人樂黛云先生仍十分活躍。我也曾經(jīng)以學生記者的身份去采訪過兩位先生，與湯先生有十分簡單的交流，但后來被樂先生善意地打斷，原因是湯先生身體不好，需要休息。湯先生大約也不會記得那個曾經(jīng)不知天高地厚去和他探討哲學與人生的小本科生，我卻仍要不知天高地厚地以“學生”的身份去緬懷先生帶給我的影響，這大抵是母校給我的偏執(zhí)與勇氣。

　　湯先生出身書香世家，其父湯用彤乃不世出的學術大家。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的風潮中，湯用彤先生曾因被迫批判老友胡適而發(fā)重度腦中風，這給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青年湯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其父相比，湯一介先生的一生顯然與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包括曾于“文革”后期加入“梁效”寫作班子，但在2005年出版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一書中，湯一介先生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做出了總結(jié)陳詞：大學應是引導學生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應孜孜不倦地為其他利益服務。

　　湯先生身上有一個十分耀眼的標簽，那就是“用情者”。他對國家與民族，對傳統(tǒng)文化，對作為母校和工作單位的北大，以及對妻子樂黛云，都傾注了深沉的感情。1958年“反右”運動尾聲，作為北大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的樂黛云被劃為“潛伏最深的極右派”，被開除黨籍與公職，下鄉(xiāng)勞改。整整四年，湯一介每星期都給在門頭溝大山中“改造”的妻子寫信，并堅持在信封上寫下“樂黛云同志收”，這種稱“階級敵人”為“同志”的行為使湯一介受到嚴厲的批判。從50年代前期到“文革”結(jié)束將近20年的時間里，我們看到湯一介先生不斷為政治運動擾累，卻始終未曾放棄對國家與民族的熱愛、對自己當初選擇的堅守。至1980年重登講臺，開設《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課程并獲評副教授職稱時，湯先生已經(jīng)53歲，幾乎錯過了人生中最意氣風發(fā)的年代。他那被政治運動裹挾的大半生，最終竟轉(zhuǎn)變成了晚年建構(gòu)一套成熟而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儒學理論——以“普遍和諧觀念”、“內(nèi)在超越精神”和“內(nèi)圣外王之道”為核心概念的新儒學。

　　無論為人還是治學，湯一介先生的一生都是既內(nèi)斂又奔放、由內(nèi)斂而奔放。他所創(chuàng)辦的北大儒學研究院以及對《中國儒學史》的編輯整理，他對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編撰與研究，乃至垂暮之年仍孜孜不倦呼吁中國學者走向世界、與西方建立“文明對話”的殷切之情，都真實生動地折射出一個貫通儒釋道并將自己的思索與中國社會變遷緊密結(jié)合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形象。如其家訓所言：事不避難，義不逃責。湯一介先生是入世、用世的，他拒絕做書齋里的學究，而將自己的智識融化在時代的血管里。

　　湯一介先生以釋道為起點展開了對世界的觀察，卻最終選擇了儒學作為解釋世界的體系。他的一切思考和鉆研莫不在于積極參與乃至改變這個世界，而這種儒俠的精神，將如同湯一介先生的品性和道德一樣，受到后輩學人永遠的緬懷。（常江 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