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嚴峻形勢考驗發展模式

　　“‘十二五’時期，中國的發展環境會比過去更加嚴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

　　從國內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實施了四萬億投資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助力中國經濟復蘇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其可能留下的隱患也不容忽視。國內一家大型基建公司工作的內部人士向本刊記者透露，四萬億投資政策出臺以前，總是想辦法找工程項目；如今，面對很多項目，公司開始擔心忙不過來。

　　袁鋼明認為，“十二五”期間的一個難題是“消化”此前遺留下來的經濟隱患。他分析，首先，中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靠房地產。隨著政府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經濟或有下滑風險。其次，中國最近兩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是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實現的，而適度寬松在執行過程中又異化為“極度寬松”，目前，已經造成貨幣流動量過多的問題，需要通過幾年經濟下落方能吸收。再次，通貨膨脹壓力較大。不僅緣于過多的貨幣供應量，農產品、資源品價格的上漲，亦是助推因素。

　　與之相應的是，從國際來看，袁鋼明分析說，首先，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趨勢明顯。當前，原油價格創了28個月以來新高；2010年6月至12月，全球糧價平均上漲了57%，油類和脂肪漲了56%，糖類漲了70%以上。而且，糧價和油價都具有較強的帶動效應，再加上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如果油價保持高位，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甚至可能再次誘發經濟危機。另外，潛在的歐洲債務危機還沒有解決，也成為中國經濟外部的潛在風險。

　　權威專家分析認為，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發展模式構成的倒逼影響，比以往更加劇烈。他向本刊記者指出，“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

　　他表示，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29748元，如按2009年平均匯率計算，實際已超過4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所劃標準，中國已經步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進入這一階段，一些新問題將集中涌現。上述權威專家分析，比如，在加速城鎮化的過程中，諸如交通擁堵、公共服務不足等“城市病”將激化；國際上對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要求可能進一步加大；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壓力變大。同時，若無有效的應對之策，中國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或有擴大趨勢。

　　其中，城鎮化問題尤其突出。權威專家強調，“十二五”時期，中國城鎮化率將突破50%，這就意味著將有一半人口聚集在城市。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經濟社會結構和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都會隨之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這一階段，“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

　　在此背景下，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其中，首當其沖的是中國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

　　受訪專家表示，國際環境將對中國的出口形成較大的沖擊，中國外圍空間面臨巨大壓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反思以往過度消費、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方式，不僅開始注重儲蓄，更加大了對出口的重視作用。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明確提出，要在未來5年，使出口翻一番，改變以往經濟過度虛擬化的狀態。

　　出口受阻，將產生一連串反應，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問題亦隨之展現。有關專家指出，其中的一個鏈條是，對出口的過高期望，表明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中，內需的動力不足。而內需不振，則彰顯了中國的分配問題，比如城鄉差距、東西部經濟失衡等問題。

　　如果繼續延伸，問題則更多。有專家分析認為，1994年分稅制以來，財力向中央集中造成中央富地方窮現象。而地方財政的空虛，則激發了地方政府的過度城市化、過度工業化的沖動，過度投資，形成經濟泡沫。

　　“同樣在‘十二五’時期，全球或將進入創新密集時代，這可能引發全球產業結構新一輪變革，搶占戰略制高點競爭加劇。”上述專家分析認為，在此背景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把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的發展作為突破口。中國若不能迎頭趕上，有可能進一步拉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一直以來，中國經濟長期存在著創新不足的問題。盡管早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在202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行列，但截至目前，根據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僅有約6.5%的工業企業開展研發活動，研發支出只占主營業務收入的0.61%。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通過引進技術的資金占整個技術研發資金投入的比重可以看出，當前，中國技術對外依賴程度高達50%。權威專家指出，技術上的高度依賴，不僅影響著經濟發展的質量和速度，還會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安全。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