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小學教師，并不脫離毛澤東的個人規劃。1913年，毛澤東考入師范學校時，就有做教師的意愿，他曾向斯諾說起：“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于教書�！�(《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23頁，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那年，他在給羅學瓚的信中，建議新民學會的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發展：“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后路空虛，非計之得。”

　　其時的中國，學校是個新事物，是一個能形成文化認同并且上下左右聯通的大系統，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澤東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學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發展團體，鞏固社會改進事業的根基。至于毛澤東個人暫不考慮留學而專心在國內發展的決定，則是在任主事前六個月作出的。他認為給世界作貢獻亦離不開中國這片土地，“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毛澤東早期文稿》，428頁)。那么，毛澤東打算做多長時間的老師呢？他對以教育為職業是作了長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際，他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目下填寫了“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目下填寫了“教育事業”。

　　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已經是一位頗具見識的知識分子。他一年前主編的《湘江評論》是五四運動中一面鮮明有力的旗幟，受到了李大釗的稱贊。他保持著強烈的求知欲，四個月前還在上海與陳獨秀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并受到鼓舞。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有著嶄新的知識分子形象，他不主張朋友們“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是客觀的道理，關于社會的“主義”本身即是一種“知識”，是啟蒙過程中個人要學習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見。從此，匹夫之責要在“主義”中表達出來，“主義”之下的諸友人不應該一起遣散閑情，“主義”團結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年譜》上卷，7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主義”通過學�？梢猿蔀楸娙说墓沧R，這必定是毛澤東的想法。彼時的他已經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帶著青年人特有的愿為社會和民眾效力的志氣、樂于踐履實行的銳氣、求通求變求上進的朝氣來到“一師”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別開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