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西方一些學者與媒體出于狹隘政治目的，一再預測所謂的“中國崩潰”時刻，然而卻一次次地落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他們似乎感覺又逮著了機會，將其比作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臆測中國體制缺乏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進而“拖垮國家”。

　　結果，他們再一次失望了！

　　28日，中國內地除湖北以外的新增確診病例降至4例，各地復工復產正在精準有序展開。同一天發布的《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聯合考察報告》指出，中國采取了“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非常有效地切斷病毒傳播途徑，為全球應對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經驗。

　　這樣的結論再次令“預言破產者”顏面掃地，也讓一些分析家對中國制度進行重新審視與評判。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網27日發文提出一個疑問：如果到頭來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大家都上了一課，那可怎么辦？在這樣的焦慮發問之后，文章開始進行理性反思：考慮一下中國是如何應對冠狀病毒疫情的，然后捫心自問我們是否也那么高效？中國政府能證明一些人所謂病毒是中國“切爾諾貝利時刻”的預測是錯誤的，“北京會告訴你什么才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什么才是中國成功的秘訣？就像文章里所分析的一樣，從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到短短一周內武漢市就建成一所專門治療患者的醫院，再到采取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制度優勢顯然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制度優勢不僅幫助中國人民用了一個多月就有力控制住疫情，也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

　　近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與外方領導人通電話、會見外賓或給外國朋友回信中，都強調“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出戰勝關乎各國人民安危的疫病，團結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方充分發揮制度優勢，舉全國之力，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不僅維護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高度負責。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評價說，中國人民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犧牲，“他們正在為全人類作貢獻”。

　　事實上，制度好不好，不是靠嘴巴說，而是要通過實踐來檢驗。每一次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就是對一國制度的大考。正是在一次次應對并成功解決危機的過程中，中國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并煥發出日益強大的生命力。

　　病毒沒有國界，它在考驗中國制度的同時，也同樣對西方民主制度造成考驗。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蔓延，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28日將疫情全球風險級別由此前的“高”上調為“非常高”。他坦言現在中國以外地區才是最大擔憂，強調任何國家都不應抱有本國不會出現病例的僥幸心理，都應制定“全方位”的疫情防控方案。

　　然而，就在全球疫情防控的危急時刻，西方一些媒體仍在進行政治化炒作。比如《紐約時報》叫囂“民主國家不封城”，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刊文稱“民主國家更擅長對付暴發性疾病”。然而，事實呢？就以美國為例吧，關于對其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判斷，美國疾控中心專家和白宮官員表態不一，信息混亂；民主與共和兩黨為防疫資金多少打起嘴仗……

　　更離譜的是，2月19日，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療中心接診一名轉院患者，此人當時已處于插管治療狀態，且配有呼吸機。但該校申請美國疾控中心批準對患者進行核酸檢測時，卻被告之不符合該中心標準不能做檢測，直到2月23日才得以獲批，拖了近一周。莫非，這種“不測不報”的方式就是民主國家更擅長對付疫情的手段？

　　而與之相對的是，同樣是西方“民主國家”，意大利近期已經采取“武漢模式”，對疫情集中暴發的城市采取了封閉管理措施。

　　疫情已經成為人類公敵，戰勝它要靠科學、理性、團結、合作。這正是世衛組織呼吁世界借鑒中國經驗、迅速采取行動的原因。就像世衛組織總干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在結束對中國9天考察后得出的結論，“中國的方法是目前我們唯一知道的、被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 在當前全球疫情防控的決定性時刻，將疫情政治化、唱衰和詆毀中國，不僅阻止不了病毒的傳播，反而會錯失防控疫情的良機。妖言惑眾，難以持久。放下政治偏見，代之以科學精神、虛心借鑒、合作行動，才是阻止疫情傳播的當務之急。這正如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網那篇文章最后所告誡的：

　　“我們相互依賴”。

　　（國際銳評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