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一個人，那么小的一個小孩，跟著誰走，也不知道目的地，這路上出現什么情況，誰管？

　　高秉涵：沒有人管，沒有人管。

　　記者：不知道前途在哪？

　　高秉涵：對。

　　在混亂的逃亡人流中，他的雙腿被別人手中滾燙的熱粥潑傷，傷口反復腐爛生蛆，時隔六十年后，大塊黑色的疤痕仍然附著在腿上。經過六個月的跋涉，十三歲的高秉涵跟著大批流浪的人，來到廈門的海灘，被人流裹挾著，上了最后一班開往臺灣的船。

　　記者：真擠上船的時候，想什么呢心里頭，能不能回來，害不害怕，能不能回頭？

　　高秉涵：我一開始流淚，后來掉淚沒有人同情你，所以我就不掉淚。因為我發現我隨時可以死，我在死和活之間的縫里掙扎，所以已經沒有怕的感覺。

　　記者：這對于一個13歲的男孩子來說能適應嗎？

　　高秉涵：如果我不走，我不忍，我不往前沖，就是死路一條。

　　在海上漂流數日后，高秉涵隨逃亡人流到了臺灣。舉目無親的他睡在臺北火車站，跟垃圾場里的野狗打架，爭搶別人吃剩的東西， 卑微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命。

　　記者：您這三個月，跟貓狗搶食，在垃圾場跟貓狗搶食，您有沒有心疼過自己？

　　高秉涵：沒有，我想大概你們體會不到，一個人，我可能隨時可以死，但是我在死里求生的時候，沒有想到那些，不流淚了，也不可憐自己。你可憐自己，沒有人同情你。

　　與貓狗搶食吃了三個多月之后，高秉涵受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指點，成了臺北火車站站臺上的一名小販，雖然收入很低，但終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當時動蕩的生活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因為母親的囑托，他始終隨身帶著小學師生畢業照，和初中新生錄取證明，靠著這份證書，高秉涵一邊勞動維持生計一邊攻讀了中學，之后又有機會考上了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

　　寄不出的思鄉信 每一封中都寫著“娘我想你”

　　記者：這段時間，你抱著過一段時間就能夠回到菏澤去看媽媽的愿望嗎？

　　高秉涵：那時候已經沒有希望了，已經知道沒有希望了。

　　記者：你知道見不著媽了，那時候肯定不通信，你會寫信嗎？

　　高秉涵：有寫信，也寫，寫了就撕掉了。因為這個東西，那時候別人不能看到。

　　記者：您知道這個信寄不出去，甚至寫下來被人看見都會有麻煩，那干嗎還寫？

　　高秉涵：這是一個疏解，想家時唯一能做的辦法。

　　記者：您都寫什么？

　　高秉涵：每封都會存在的，娘我想你。

　　記者：但是寫的時候知道娘也收不著，自己寫完了還得撕，這心里得多難受？

　　高秉涵：對，我寫了以后，心里邊就比較……

　　記者：痛快了？

　　高秉涵：痛快一點。

　　與絕大多數撤退到臺灣的人一樣，高秉涵最初以為這個小島只是一個臨時遮風避雨的住所，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大陸。但讓他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的等待格外漫長。他在臺灣當兵、做法官、干律師，靠著自己的努力成家立業、娶妻生子。然而即使這樣，他還是惦記著家鄉，惦記著家中的老娘。他說，那段時間他經常在夜里夢見自己變成了海鳥，飛過大海，回到了故鄉。

　　記者：不都說娶了媳婦兒，忘了娘，您娶了媳婦兒，是覺得忘了娘了，還是覺得這個娘在心里邊越來越更放不下了？

　　高秉涵：娘我還忘不了，我是從來不過生日。

　　記者：為什么？

　　高秉涵：因為我母親生我那一天，是母親的大難日，母親拼命生下了我，那時候難產，沒有西醫，危險，所以我不過生日。

　　再后來，高秉涵發現回家無望的時候，他便開始拼命地把家鄉的每一個記憶，變成文字，寫在日記本上。

　　高秉涵：我就記我家的人，事，地，物，小草，動物，我都記。記我家的人，記我的老娘，我的外婆，我的奶奶，奶奶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她娘家是哪的人。

　　記者：您是不是也怕忘了？

　　高秉涵：對，我就是怕忘了，我把這個交給我的兒孫，知道家鄉的情形。好，我隔壁是二公爺家，二公爺有幾個孩子，大孩子叫什么名字。

　　記者：您干嗎把鄰居也寫上？為什么？

　　高秉涵：凡是我們知道的，我都寫，我的瓜有西瓜，冬瓜。

　　記者：不只親戚，還有瓜？

　　高秉涵：對，什么都寫。

　　高秉涵拼命地記，就好像給自己家拍照片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然而老天弄人，后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秉涵珍藏日記的房間。日記毀了，思念依舊。1979年8月，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學術會議的機會，終于寄出了他離別母親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東菏澤，西北35里路，小高莊，宋書玉。”宋書玉是他的母親。

　　記者：您怎么能知道，那個開會的就有大陸來的學者，您也不知道吧？

　　高秉涵：不是，那時候知道。臺灣當局對我們出席的人行前開了一個會。說是這次有中共的代表，對中共的代表免得中毒，免得跟他們交談，有“六不”。

　　記者：正常的交往都不許？

　　高秉涵：都不許，而且是大家互相監視。

　　記者：那就奇了怪，您還偏要帶一封信過去？

　　高秉涵：我想有一點冒險吧，因為沒辦法，信出不去，怎么辦，我要告訴我的母親，我還活著。

　　記者：三十年過去了，您最想知道關于老家的什么事，關于娘的什么事？

　　高秉涵：我就是看我母親還活不活著。

　　記者：但是人家說了有“六不”，只要這信出去，一定是違背這“六不”的。

　　高秉涵：那當然了。

　　記者：怕不怕？

　　高秉涵：當然擔心這個信沒有出去。

　　記者：還是怕是吧？

　　高秉涵：還是怕。信最后原件寄到美國去，寄給我的一個美國的同學。由美國的同學從美國寄。上面沒有提到我在臺灣了，我從美國寄，我也怕母親知道還有后遺癥。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高秉涵收到了第一封由山東發來的家書。這封信是經香港，寄到臺灣的。發信人是他的大姐高秉潔。

　　記者：您還記得您接到這封信的時候這種心情嗎？

　　高秉涵：其實我收到這封信，我沒有拆，當時我不敢拆。

　　記者：怕什么？

　　高秉涵：怕這個信里邊，我走的時候母親的身體就不好，不在的幾率很大。但是我要拆開信了，真的她不在了，那我就永遠看不到母親了，我要不拆，我反而永遠有個希望，我就沒有拆，我太太說你大陸來的信，你怎么沒有拆。

　　記者：不敢。

　　高秉涵：我說了，考慮一下，明天再說。

　　記者：幾天之后拆的？

　　高秉涵：第二天晚上。

　　記者：這一宿能睡得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