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未央區某村支部書記葛七寶被開除了黨籍，起因是11月初，他帶著十余人阻撓執法人員處理違規傾倒的渣土車，并動手毆打執法隊員。此外，他還被舉報涉及超生、賭博等問題，被稱作地方一霸。放在我所經歷過的農村社會生態的背景之下審視，這位村支書的行為，并不令人意外。

　　村官之跋扈，其實只是問題最為淺表的層面。仔細挖掘，會發現幾乎所有發生在城市官場的問題，都有可能在農村滋生。比如葛七寶所在的西安市未央區，今年以來就查辦了幾十起基層干部的違法違紀行為，涉及截留、挪用、侵占和貪污國家農村支持資金和征地補償，侵占集體資金資源，非法買賣、出租集體土地等，甚至還出現了農村基層干部涉黑的情況。

　　農村社會看似“迷你”，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各種利益糾葛盤根錯雜。從程序上說，村官由村民選舉產生，本應代表村民的利益、為村民服務，但村民賦予其權力之后，卻不大容易找到監督與制約其權力的辦法。村干部往往處于利益鏈條的最頂端，而且，一個村支書只需要向政府主管的職能部門靠攏，結成利益共同體，村民的利益就可能被打壓下去，即使要表達利益訴求，他們的渠道也常常是不通暢的。

　　雖然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村委會保持著相對自治的性質，但是整體的治理狀態距離良善的目標尚遠，盡管帶領村民致富、解決村民所急所難的“好村長”的形象不時出現，但這對個人修為的依賴相對較大，從治理結構層面，村莊內部的問題，常難找到解決辦法。若出現村官稱霸一方、欺壓村民的情況，多數就只能等待上級的監督與介入。

　　然而這種介入往往是遲緩的。葛七寶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針對他的舉報已經持續多年，但是直到發生了引起輿論關注的暴力抗法事件，他才被開除黨籍。在另一些案例中，一些村官甚至會對著前來“討說法”的村民叫囂“等紀委來找我，你想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一方面有可能是村官和“上級”確有勾連，但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上級權力對農村基層的監督確實是缺位的，這種缺位鑲嵌于尚未被理順的基層權力結構之中。更何況，農村本質上依舊是由熟人社會或者半熟人社會編織而成的網絡，村民忌憚于這樣相對封閉的環境，怕自己日后遭到打擊報復，不到萬不得已，也不會輕易去告村官。

　　當然這并不是說，為了保證村官被有效監督、權力被有效制約，國家權力應當更深層地滲透到農村。相反，歷史和現實經驗表明，保持農村的相對自治，是符合基層社會規律的做法，政府權力過度嵌入鄉村治理，反而容易淹沒村民的真實訴求。也不是說，在熟人社會的底色中，就不可能有現代文明和現代治理，若能在村民中建立有效的自治組織，激活其成為監督和制約權力的力量，那么，熟人社會的屬性反而能在相對理性的制度之外，給村官們多加一道約束，使其不敢為所欲為。

　　在農村空心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快速流失的農民和逐漸沒落、乃至凋敝的農村，也不利于農村基層善治。（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