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15日社論指出，這一次“內閣”總辭過后，馬英九與劉兆玄的民調支持率皆明顯回升，臺北股市亦以大幅上漲以為慶祝，顯示臺灣人民大體對于“內閣”總辭負起水患救災責任是給予肯定的。然由于在新“閣名”單底定之后第二天就恰逢陳水扁案一審宣判，輿論也就來不及對“內閣”改組一事多所析論。現在，隨著扁案熱潮消退，我們確實該對關系臺灣未來發展的“內閣”重組做進一步的檢視。 

　　社論說，早在八八水患之前，坊間對于舊“內閣”成員的表現早就有或褒或貶的評價。有些“閣員”的民間評價不佳，而也在此次改組中順勢去職；有“閣員”民間評價頗差，但改組后意外獲得留任。有些“閣員”坊間評價不差，甚至列為“閣員”的模范生，如前“教育部長”鄭瑞城與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他們都莫名其妙地走人。當然，大部分“閣員”表現不惡，都屬于應該留任者。在前述四類“閣員”洗牌類型中最令民眾不安的，應該是“該走的沒走、不該走的卻走了”這兩類，屬于標準的“反向選擇”。政治上若出現反向選擇，其實是極為糟糕的情境，值得警惕。 

　　用白話文來說，反向選擇就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所謂善者不來，當然是指人才的裹足不前；而所謂來者不善，又是指政治上那些尸位素餐、曲意承歡之輩誤事誤國。蔣經國之所以令許多臺灣人懷念，是因為他任內奠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而這個基礎，正是由孫運璇、李國鼎等能干“閣員”所打拼出來的。孫、李等人之所以愿意搏命奉獻，一則是由于當年的“國會”不像今日之剽悍與粗魯，二則是因為大老板授權明確，使得下屬有清楚的打拼目標。良好的政治環境總能創造出這樣一個能人志士“近悅遠來”的情境，但是不好的政治環境就反而會造成人才的反向選擇。 

　　以“內閣”的財經模范生陳添枝為例，其去職返回臺大教書就令人相當惋惜。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好好一個教授不做，發神經去“內閣”做官？每天開不完的會、吃不完的油膩便當、睡不好的夜晚、按三餐挨“立法院”罵、難以堅持理想、令人戒慎恐懼的官場生態；最重要的是，賣命付出卻難有成就的大環境。這樣不成比例的“投入與產出”，是百分之百的折壽行業，理性與能干的經濟學者一般而言是不會做的。臺灣若沒有吸引人才從政的外在條件，那么唯一能使人才投入的吸引力就只有“理想”二字。當不該走的人才紛紛離去時，就表示他們的理想逐漸幻滅，對主政者而言，這絕對是個警訊。 

　　相反的，如果該走的沒走，對人民而言那也是另一種挫折、另一種信心危機。過去一年，不論是立場偏藍偏綠的媒體、財經專業的報紙、島內的學者專家、島外的信評機構，都一再對臺灣當局的財政規劃多所批評，認為公部門預算失衡、赤字嚴重，有極大的潛在信用危機。雖然最近公布的國際競爭力評比顯示臺灣的排名有所進步，但那主要是與馬當局兩岸松綁、產業管制逐漸開放有關，而與財政赤字全不相干。就實際政策而言，“財政部”施政慌亂與“國防部”的救災表現不相上下，但結果卻是陳肇敏下、李述德留。 

　　社論最后說，這一次“內閣”改組，許多人對于若干“閣員”該走的沒走、不該走的卻走了感到挫折。但對情緒挫折還算事小，重要的是，民眾也對于決定臺灣財經政策的領導格局感到憂心。其實，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他們與“總統”或“閣員”等大官是沒有什么交情的。誰上誰下、誰去誰留，都沒有什么個人感情考慮，唯一有的，就只是那難以名狀的“感覺”。這感覺雖說有些抽象，但在選舉時卻會轉換為具體的選票。財經人才留不住，許多人感到失望。但是對馬英九而言，也許更需要擔心的是可能失去的“票”。要把臺灣的財政拖垮，可能還得要兩、三年的光陰，但要讓人民對經濟前景挫折失望，那卻是可以立竿見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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