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下旬，第26屆香港書展隆重舉行，這場亞洲規(guī)模最大的書展，將“年度作家”授予73歲的國際著名華裔學者李歐梵教授。香港書展2010年才開始設立“年度作家”的重頭獎項，除了董啟章去年獲此殊榮時只有47歲，劉以鬯、西西、陳冠中都是在60歲以后才摘得這一獎項——詩人也斯則是在病逝前數(shù)月才摘得這一桂冠。可以說，較之于內(nèi)地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和多種官方文學獎項，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的評選表現(xiàn)出更濃的終身成就獎意味。

　　在書展的專場記者招待會上，聽了李歐梵教授陪伴香港中文大學學子重讀文學經(jīng)典的動人經(jīng)歷，看著這位古稀之年的多元主義者微駝著背走出展場，我不禁為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寫作、治學的堅守而感動。

　　今年受邀與會的77歲的臺灣著名女作家陳若曦，以及去年蒞臨香港書展的白先勇先生，與李歐梵先生恰好同為1957年入讀臺大外文系時的同學，他們在1960年創(chuàng)辦了功德無量的《現(xiàn)代文學》雜志。無獨有偶，本屆書展也邀請到知名作家查建英與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黃子平對談，他們是北大中文系77級同學——查旅美多年，從2003年開始頻繁重返故國，不過，她與上世紀80年代大陸“文化熱”中各路名家對談的《八十年代》一書洛陽紙貴，是數(shù)年以后的事情；而在她近年頻頻亮相《鏘鏘三人行》之前，則是游學海外特別是美國、為《紐約客》辛勤撰稿的漫長積累，以及對中國大陸社會狀況尤其是大眾文化變遷的長時段關注與深入描述。這些成績與光環(huán)，距離她在北大的寫作和研究起點，已是30多年的積累和堅持。好在，查建英認定“寫作是孤獨者的事業(yè)”。

　　黃子平教授更是安于寂寞、勤勉治學的典范，今年恰好也是他和錢理群、陳平原“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發(fā)表30周年——這是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標志性學術事件，他們在30年前極具前瞻性地倡議打通“近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將“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考察，堪稱“重寫文學史”的早期探索。

　　這次出差途中，我重讀了《論“20世紀中國文學”》以及《讀書》當年連載6期的《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對話》，真是感慨萬千：三位對談者如今聞名于華人學術界，可彼時，46歲的錢理群只是碩士畢業(yè)4年的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不像他退休十余年后還要一再向青年告別、住進養(yǎng)老院都成了新聞；36歲的黃子平是北大出版社新晉編輯；年僅31歲的陳平原還只是北大中文系在讀博士。就是這三位初出茅廬卻勇于獨立思考的青年學人，為中國文學研究界貢獻了“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具有范式轉(zhuǎn)折意義的重大命題。

　　重返30年前的學術現(xiàn)場，我發(fā)現(xiàn)《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對話》更“生氣淋漓”（陳平原語）地展現(xiàn)了那一代青年學人不斷論辯、問學的知識生產(chǎn)的原始過程；在那場跨學科的“重寫文學史”的大膽探索中，三位青年學人不止一次地自省，“我們本身對文化沒有多少研究”、“可惜我們知識準備不夠”，但也會在必要時援引導師王瑤先生的學術主張。

　　反觀當下，不少年輕人缺少這種寫作、學術上的專業(yè)自信和勤勉，而滿足于將青春的膝蓋輕易獻給各路權(quán)威。這些年，我去過一些高校甚至是名校采訪，痛心疾首地發(fā)現(xiàn)，那些正值寫作和治學盛年、本來最有資本據(jù)理力爭平視權(quán)威的年輕人，卻滿足于在個別徒有虛名的暢銷書作家和僅以表達策略見長的學者面前，主動降格為一個盲目的粉絲。

　　略加考辨，李歐梵、陳若曦和查建英、黃子平這兩組書展嘉賓，分別來自臺灣和大陸，分屬兩代作家和學人，但他們成為本屆書展的亮點，其背后無一例外地經(jīng)過了幾十年的寫作、治學準備期。對于早已名滿天下的李歐梵先生來說，“年度作家”的殊榮或許只是錦上添花而已。

　　每年的香港書展都設置了大量公開活動，唯獨“年度作家”的頒獎禮需持請柬入場，因為這幾年有立法會主席或民政事務局局長等港府高官擔任主禮嘉賓。連續(xù)5年觀摩和報道香港書展，我只參加了前年陳冠中先生獲頒“年度作家”的頒獎禮，因為，我堅信，我們向一個作家、學者致敬的最好方式，其實就是回到安靜的書桌，去讀他的作品，甚至有理有據(jù)地提出我們的質(zhì)疑；單純注重公眾知名度的推介，徒具產(chǎn)業(yè)化價值，而缺少恒久的人文價值。我多么想說：年輕人，請不要辜負你的學術和寫作青春。